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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车随想

作者: 许知远

  “在一瞬间,我觉得身处欧・亨利的世界。窗外是冬日的华北平原,萧瑟乏味,砖制厂房、民居、烟囱,在阴沉沉的天气下显得千篇一律,面对铁轨的墙壁上总是用油漆喷上的劣质广告。偶尔,锈迹斑斑的粗大钢管会突兀地从地面上冒出来,在一片农田之中像是一座小型的未来之城。”
  我在火车站二楼毫无头绪地寻找“和谐号候车室”,它不是我熟悉的一号、二号用数字标明的候车室。一位卖茶叶蛋的小伙子、一位卖报纸的中年阿姨,都把手向同一个方向指了一下,用有点轻蔑的方式回应了我的迷惑。
  每当此时,我的旅行热情就大打折扣。
  “我讨厌旅行,我恨探险家”,我记得第一次看到列维・斯特劳斯《忧郁的热带》的开头时,是多么欣喜若狂。如果不是为了逃离眼前生活的烦闷,觉得自己的内心世界过分单调,我宁可坐在咖啡馆里发呆,遨游世界。我倾心那种“心灵的旅行者”,我记得费尔南多・佩索阿提到过这样一位伟大的心需要研究。我就觉得我这个婚离得太平庸了,没有距离,没有批判,一点异峰突起都没有。
  ――这些都是旧话喽。
  我现在在火车上。火车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奔向我的前妻。上车之前我又一次体验到荣幸的滋味,我要复婚了。听明白没有,不是结婚,也不是再结婚,是复婚。这里头太复杂了。火车每小时80公里,它归心似箭。我的心情棒极了,长满了羽毛,扑棱扑棱的。我现在依然不知道婚姻是什么,现代性是什么,然而,既然结婚的心情像小乌,复婚的心情就不可能不长羽毛。光秃秃的心情怎么能每小时80公里呢?
  离婚使我们的“距离”与“批判”失却了参照,为了现代性,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扔掉的东西再拣回来。这多好!复婚吧,兄弟们、姐妹们,老少爷儿们。拣起羽毛,把它插到心情上去。
  现在正是夜晚,我的火车融入了夜色。只有一排修长的、笔直而又明亮的窗口在风中飞奔。火车夹在两根铁轨的中间,往黑暗里冲,铁轨“咣啷咣啷”的,真令人心花怒放。眼下正是3月,火车里空空荡荡,火车驶过一座铁桥的时候整个车身都发出空洞的呼应,像悬浮。我努力把火车想象成天堂,事实上,天堂在夜色之中绝对就是一列火车。火车送我们到黎明,终点站不可能不是天刚放亮的样子。
  我的口袋里揣着妻子的信。信上只有一句话:丈夫,来,和你的妻子结婚。
  多么美妙的十个字。它是汉语世界里有关婚姻的最伟大的诗篇。
  而它就取材于我们的生活,它是我们基础生活的一个侧面。我把这十个字默诵了一千遍,享受生活现在就成了享受语言。我想对我的妻子说,我来了,每小时80公里。
  但是我并没有飞。我坐在软席上,寂然不动。我把这四年的生活又梳理了一遍,它们让我伤心。距离,还有批判,是我们对自身的苛求,并不涉及其他。所有的难处都可以归结到这么一点:我们厌倦了自我重复,我们无法产生对自己的不可企及。这句话怎么才能说得家常一点呢?还是回到婚姻上来,当我们否定了自我的时候,我们,我,用离婚做了一次替代。我想我的妻子也是这样。我们金蝉脱壳,拿生命的环节误作自我革新与自我出逃。婚姻永远是现代人的替罪羊。
  我还想起了我的“小九九”,她差不多就在我离婚的时候离开了我。她给我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:我不想和你结婚,我不想用大米饭做零食。
  她怎么就这么深刻呢?
  不过这四年里头总算有一个温柔的插曲,我在南方的沿海城市邂逅了我的妻子。我们擦肩而过,却又回过了头来。我的妻子戴了一副大墨镜,她说:“哎,这不是你吗?”她摘下墨镜,我激动得发疯,大声说:
  “嗨,是你,都不像她了!”
  听出来没有?好丈夫永远是“你”,而好妻子则永远是“她”。
  我的妻子变漂亮了,从头到脚都是无边风月。他乡遇故知,洞房花烛夜,两件事合到一块去了,你说人能够不爆炸吗?我们把自己关在饭店里,30个小时都没出门。
  妻望着我,这么多年过去了,她瞳孔里头光芒越来越像少女了。妻感染了我。我们歪在枕头上,执手相看泪眼。他妈的,我在恋爱呢。
  分手之后我们开始通信。我们再也不像初恋的日子那样,整天抱着电话腻歪了。我们写信,用这种古典的方式装点现代人生。我们用神魂颠倒的句子给对方过电,鸡皮疙瘩整天竖在后背上,后来我对她说,嫁给我吧!妻子便再也没有回音了。
  半年之前妻子回话了,她一上来就给我写了一首伟大的诗篇。你说我的后背能够不竖鸡皮疙瘩吗?我的鸡皮疙瘩上头能够不长羽毛吗?
  不到9点火车驶进了中转站。下去了几个人,又上来了几个人。上车的人里头包括一对新婚的夫妇和一个漂亮的女人。我希望那一对年轻的夫妇离我远一点,而那个单身女人能够坐在我的身边。结果那一对恩爱的夫妻坐在了我的斜对面,而女人坐在了我的对面。我就知道天堂里头不会有不顺心的事。只是那一对夫妇太近了点。他们显然是正月里刚结婚的,正到南方度蜜月。他们手拉着手,一对白亮的情侣钻戒在他们的无名指上闪亮闪亮的。他们放好行李就开始悄悄说话了,他们拥在一起,脸上的笑容又满足又疲惫,说话的唇形都是那样地情深意长。要不是我的心情好,哪里受得了这份刺激?
  不尽如人意的事还是有,我对面的单身女人一直是一副很冷漠的样子,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就好像她是出使中东的政治家。她的紫色的口红傲慢得要命,时时刻刻都像在拒绝。你说你傲慢什么?拒绝什么?我都是快复婚的人了。我一直想和她打招呼,我想说:“嗨!”这有点太“好莱坞”了。中国式的开局应当是“你吃了没有?”这话又问不出口。于是我只好用手腕托住下巴,傲慢,兼而忧心忡忡。我一定要弄出政治家或外交家行走在中东的模样。
  女人拿出了“三五”香烟,她的指甲上全是紫色的指甲油。我也掏烟、掏火柴,比她快,这样我就有机会给她点烟了。我给她点上,而后用同一根火柴给自己点上。我点了烟,很含糊地说:“上哪儿?”
  “终点,”她说“你呢?”
  我说:“我也是终点。”
  终点,多么好的一个站台。
  其实上哪儿去对我们来说并不要紧,那是机车和铁轨的事。重要的是,在哪儿都必须有我们的生活。不是有这样一个好比喻么,人的一生,就像人在旅途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天堂里的一生。
  我说:“做生意还是开会?”
  她说:“离婚。――你呢?”
  我没有料到她这样爽快,一下子就谈及了这样隐秘的私人话题。我有些措手不及,支吾说:
  “我复婚。”
  她说:“当初怎么就离婚了?”
  这个问题太专业化,也太学术化。这是一个难以用一句话概括的大问题。我想说,整天拥抱在一起,精神和肉体都觉得对方“碍事”。但是我没有这样说。我用一种类似于禅语的方式回答了她。我划上火柴,把火苗塞到火柴盒的黑头那一端,整个火柴盒内一个着,个个着,呼的就是一下。
  “就这么回事。”我说。
  她点点头。
  我说:“你呢?”
  她说:“要是有人愿意和我一块烧死,我现在就往火坑里跳。――他一年只回来十来天,钱倒 是寄回来不少。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?谁死的时候收不到一大堆纸钱?我还没死呢,他就每个月给我烧纸了。我连寡妇都比不上,寡妇门前还有点是非呢。”
  她的男人不是“小老板”就是“总经理”,像火柴盒里的火柴,出去之后就回不来了。
  不过旅途真好,只要有缘份面对面,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比你最好的朋友靠得住。你一上来就可以倾吐,享受天堂的信赖与抚慰。整个天堂就这一节车厢,世界只能在窗户外面,而玻璃外的夜也只能是宇宙的边缘色彩。我甚至很肉麻地认为,在这个世界我就是亚当,而对面的女人必须是夏娃。我们厮守在一起,等待一只苹果。而苹果的液汁没有他妈的现代性,它只是上帝他老婆的奶水,或人之初。
  她真的拿出了水果。是橘子。给了我一只,在这样的时刻我不喜欢橘子,裹了一张皮,一瓣一瓣的,又挤在一块又各是各。只有苹果才能做到形式就是内容。除了用刀,它的皮没有任何可剥离性,咬一口,苹果的伤口不是布满了血迹就是牙痕。
  她似乎说开了头,岔不开神。她说,“他就是寄钱,不肯离。他在电话里头对我说,实在寂寞了,就‘出去’,这是人话吗?我要是‘出去’,我花你的钱做什么?”
  我说:“离了也好,再复。一来一去人就精神了。”
  她说:“我不会和他复的。我有仇。”
  我说:“怎么会呢?再怎么也说不到仇上去。”
  她说:“是仇。婚姻给我的就是仇。你不懂。”
  我不知道我的“夏娃”为什么如此激动,但是我看得出,她真的有仇,不是夸张。她的目光在那儿。她的目光闪耀出一种峭利的光芒,在天堂里头寒光嗖嗖,宛如蛇的信子,发出骇人的咝咝声。
  “人有了仇,人就不像人了。”她说。
  我们说着话。我们一点都没有料到那对恩爱的夫妻已经吵起来了。他们分开了,脸上的神色一触即发。新郎看了我一眼,似乎不想让我听见他的话。他压低了声音说;“以后再说好不好?再说,好不好?”
  “少来!”新娘说。
  我避开新郎的目光,侧过头去,我在玻璃里头看得见这对夫妇的影子。新郎在看我。我打过“斯诺克”,知道台球的直线运动与边框的折射关系。他在看我。
  新郎低声说:“我和她真的没有什么,都告诉你了,就……了,还要怎样?”
  新娘站起身。她显然受不了“就……了”的巨大刺激,一站就带起一阵倒春寒。她的声音不大,然而严厉:“都接吻了,还要怎样?”
  新郎的双手支在大腿上,满脸是懊丧和后悔。新郎说:“这又怎样呢?”他低下头,有些自责。他晃着脑袋自语说:“他妈的我说这个做什么?”
  但新娘不吱声了。新娘很平静地坐下去,似乎想起来正在火车上了。她的脸上由冲动变成冷漠,由冷漠过渡到“与我无关”的那种平静上去了。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她完成了内心的全面修复,她的吐纳功夫真是了得,她的内功一定比梅超风更得“九阴真经”的真传。我看新郎的喜气是走到头了。她的表情在那儿,她不看他,不理他,旁若无人。新郎很可怜地说:“嗨!”她就是望着窗外。
  “我把我的嘴唇撕了好不好?”新郎突然说。
  火车里的人们听到这句吼叫全站立起来了。没有人能够明白一个男人为什么要撕自己的嘴唇。这里头的故事也太复杂了。但是闲人的表情是拭目以待的。
  “随你。”新娘轻声说。
  新郎的疯狂正是从这句话开始的。他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,怒冲冲地往回走。他那种样子完全是一只冲向红布的西班牙斗牛。但是他冲了一半,火车便让他打了个趔趄。他终于明白他是走不掉的了。他返回来,央求说:“都不相干了,你怎么就容不下一个不相干的人呢。”
  “只有厕所才容别人呢。”
  新郎丢下包,说:“你说怎么办吧。”
  “离。”新娘说:“做不了一个人就只能是两个人。”
  这句伟大的格言伴随火车的一个急刹车,天堂“咣当”一声。火车愣了一下,天堂就是在这个瞬间里头被刹车甩出车厢的。
  然而火车马上又重新加速了。它在发疯,拼命地跑,以一种危险的姿态飞驰在某个边缘。速度是一种死亡。我闻到了它的鼻息。火车的这种样子完全背离了天堂的安祥性。我感觉到火车不是在飞奔,而是在自由落体,正从浩瀚的星空之中往地面掉。它窗口的灯光宛如一颗长着尾巴的流星。
  我担心地问:“会离吗?”对面的女人噘起了紫色口红,说:“不管人家的事。”
  这话说得多亲切,就好像我们已经是两口子了,背靠背,或脸对脸,幸福地被橘子皮裹在怀里。我笑起来。我敢打赌,我的笑容绝对类似于向日葵,在阳光下面十分被动地欣欣向荣。但一想起阳光,我的心思就上来了,阳光,那不就是天亮吗?那不就是终点站吗?
  车厢里的排灯终于熄灭了。夜更深了。我对面的女人从行李架上掏出一件毛衣,裹在小腿上。她自语说:“睡一会儿。”我点上烟,用丈夫的那种口吻说:“睡吧。”她在黑暗里头看了我一眼。我突然发现我的口气温柔得过分了,都像真的了,都像在自家的卧室了。天堂的感觉都让我自作多情得出了“毛病”了。我摁掉烟,掩饰地对自己说:“睡吧。”我听出了这一次的口气,对终点与天亮充满了担忧,那是一种对自我生存最严重的关注。我想我脸上的样子一定像政治家行走在中东,忧心忡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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