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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昌济四次致函吴稚晖

作者:未知

  杨昌济在英国留学时,于1911年至1912年间先后给吴稚晖写过几封信。这些信主要是围绕杨毓麟蹈海和辛亥革命胜利而展开的。
  昌济毓麟,亲如兄弟
  杨昌济(1871―1920),字华生;杨毓麟(1872―1911),字笃生。二者均为湖南长沙人。后者在年龄上比前者只小一岁,但在族中却小两辈,所以后者称前者为“叔祖”。辈分虽然不同,但却情同手足。他们曾在长沙城南书院同学,又都参加过戊戌时期湖南的一些变法活动。变法失败,先后赴日本留学。杨毓麟是1902年4月初抵日本,进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法。但他“见国势日危,欲奔走呼号以救之,不复能安心求学”①。在读书期间即参加许多革命活动,并于1906年6月加入同盟会,1907年在上海任《神州日报》总主笔。杨昌济则于1903年到日本,先后进入弘文学院和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。他虽然也参加过杨毓麟等人组织的拒俄运动,但不愿参加拒俄义勇队。他的理由是:“吾自度非破坏才,且志在学问,不能从军也。”② 所以一直潜心在日本读书。
  1908年4月,杨毓麟当了清政府派驻欧洲留学生总监蒯光典的秘书。杨毓麟到英国后,和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一道,向蒯光典极力称赞杨昌济的道德学问,蒯于是调杨到英国继续深造。1909年春天,杨昌济来到英国进入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留学。这年冬天蒯光典因故去职,杨毓麟辞去秘书的职务也进入阿伯丁大学专攻英文。杨昌济和杨毓麟再一次同学。可是当他们在英国紧张地进行学习的时候,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,七十二烈士英勇殉难。消息传到英国时,杨昌济和杨毓麟都十分悲痛,而杨毓麟尤甚。牺牲者大多是同盟会的骨干、杨毓麟的亲密战友,因此对他的刺激最大。他本来就有制造暗杀武器、导致炸药爆炸留下头痛的毛病,这时更是夜不成寐,忧伤过度,精神失常,时哭时歌。后来,他又看到英国报纸公然鼓吹瓜分中国,而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则步步退让,于是更加愤慨不能自已,准备自杀。他托吴稚晖和石瑛将其历年积蓄130英镑中的100镑转交黄兴作为革命经费,30镑转寄其老母,以报养育之恩。8月5日,从阿伯丁乘车到利物浦投海自杀,遗体为渔夫所获。
  毓麟蹈海,稚晖善后
  杨毓麟自杀时,杨昌济正在德国旅游。当他得知杨毓麟的噩耗时,其遗体已经由吴稚晖主持埋葬在利物浦公共墓园。杨毓麟为何将积蓄交吴稚晖、石瑛处理,吴氏又为什么主持杨毓麟的葬礼呢?这是由他们当时在英国留学生中的地位所决定的。吴稚晖(1865―1953),名�I,字敬恒。江苏武进人。1903年7月《苏报》案爆发,吴遭通缉,逃往英国伦敦,过起了半工半读的留英生活。他乐助好施,在中国留英学生中声望颇高。1905年春,吴在伦敦与孙中山结识,同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,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。1907年6月他在法国巴黎创办《新世纪》,成为革命党的一大喉舌,与在日本东京出版的《民报》东西呼应,因而声名大作。1910年5月《新世纪》停刊之后,吴稚晖住在伦敦负责同盟会欧洲支部的工作。杨毓麟自杀后,吴氏是以同志身份主持其丧事的。石瑛(1879-1943),字蘅青,湖北通山县人。1904年留学欧洲,学习海军专业。次年,结识孙中山。1905年,与吴稚晖等接受孙中山指示,在英国组成同盟会欧洲支部。所以当杨昌济从德国返英并赴利物浦凭吊杨毓麟墓后,便以宗亲身份于8月14日给吴稚晖写了一封感谢信:
  稚晖先生大人执事:
  笃生蹈海,诚为极可悲痛之事。无穷希望,一朝顿尽,固国民之公戚,非仅友朋之私痛也。
  先生高义薄云,为之经营殡葬,表扬烈士之心迹,葬仪隆重,殁有余荣。闻先生三夜不眠,昌济感激至于无地。谨以同宗之故,代表其家属先鸣谢悃。
  笃生上有高堂,当不令闻此惨耗。其兄在奉天,顷已作书告之矣。笃生夫人甚贤,其儿女皆近长成,有其兄弟扶持,尚可无虑。所遗行李存�i北淀车站,收条现存敝处,但未知其钥匙之下落,容迟当为之取出寄归。
  笃生临命之时,曾发一书与昌济作永诀,又有书寄其弟,属昌济为之转寄。此信先寄至�i北淀,复由�i北淀转寄德国,昌济得信稍迟。虽星夜遄归,竟未得亲送其葬,中心疚悔莫可名状。昨礼拜六、日至利物浦,同曹君亚伯凭吊其坟,日暮不得归,今日始抵伦敦。先生若有何事物欲寄与其家人,昌济可为转达。容当趋谒恭闻大教。
  专此即颂
  侠安!
  据吴稚晖《民国前一年日记》(载九洲出版社2013年出版之《吴稚晖全集》卷十),吴氏1911年8月7日“得笃生遗书,与蘅青(石瑛)同去利物浦。夜,见笃生尸,告警署。”8月8日,“上午,裁判。下午,看坟。”8月9日,“上午,看殓。”8月13日,“往会馆借笃生照。”这就是杨昌济在信中所说的“闻先生三夜不眠”。信中提到的曹亚伯(1875―1937),原名茂瑞,字庆云,因信奉基督教,礼名亚伯。湖北兴国州(今阳新县)人。1905年加入同盟会。1906年,以官费留学英国。过新加坡时,与孙中山晤见畅谈。抵英后,初习海军,后因在英倡言革命,被清廷免去官费待遇,遂习矿冶,并任中国留学生会馆馆长。他陪同杨昌济凭吊杨毓麟墓是很自然的。据吴稚晖上述日记,杨昌济在伦敦期间曾与他见过面:8月16日,“往看杨华生。”8月18日,“华生下午来。”8月22日,“得华生书。”
  代表宗亲,妥理后事
  8月23日,�畈�济收到吴稚晖的信,立即复函:
  奉到来示,于笃生先生殉义情形,了如指掌,感何可言。留葬英伦之说,弟二次作书与性恂皆力主之。其家人皆明白人,想不至力持旧说也。
  墓碑必立,已无疑义。先生若属店主人开钱监之账,往索取之,渠当照付。弟顷作书与之,将笃生先生苦学致疾,感愤时事,蹈海自沉情节告之,并以丧葬之费约五十七八镑,请其由公开销。渠得此,尽可以作报告矣。钱接公使馆转来奉天民政使张来电询问此事,盖性恂已知此消息矣。弟未发电与之,因葬事已妥,无庸过急也。何日立碑,弟当陪往。   信中提到的“性恂”即杨德麟(1870―1913)之字,为杨毓麟之兄。时在奉天办《自治旬报》。信中所谓“旧说”,指按照中国传统观念,死后遗体要归葬故土。而杨氏表明,他两次给杨德麟的信,都是力主“留葬英伦”。据吴稚晖《民国前一年日记》,1911年10月2日,“杨华生来。得性恂书。”杨德麟回信表示同意留葬英国,并说:“如中国有重见天日之时,则烈士英灵自当随怒潮东返;不然,则大陆沉沉,猿鹤虫沙,生者且不知死所,归骨又奚为乎?” ③杨信中所说的钱监指钱文选(1874―1957),字士青,安徽广德县人。宣统元年(1909)任学部留学生襄校监试官,二年改任驻英留学生监督。钱氏当时嫌杨毓麟的墓碑费用过高拒绝开销,经过杨昌济做工作,还是报销了。所以吴稚晖《民国前一年日记》1911年10月28日日记:“华生君来言:钱款付出。”“奉天民政使张”,指张作霖,时任奉天民政使。因为杨德麟在他手下工作,所以打电报给中国驻英公使馆询问杨毓麟逝世情况。
  1912年3月22日,杨昌济致信已经回国的吴稚晖云:
  笃生先生墓碑已成,闻骆君已寄其照片前来,想已收到。现在大局粗定,百事维新,需才正亟。如此品学兼优、热诚爱国之士,正为社会国家所倚赖,乃超然长往,良可痛惜。《诗》云:“如可赎兮,人百其身。”检阅遗书,不觉陨涕。顷将其诗稿寄至行严兄处,以供先生印行之资。尚乞酌夺。石君衡青处并乞致意。
  信中所说的“大局粗定”,指辛亥革命成功。这封信还表明,杨昌济按照吴稚晖等人的愿望,将他所保存的杨毓麟诗稿8篇加以整理。他还写了一篇《蹈海烈士杨君守仁事略》,简要而准确地记述了杨毓麟的生平和思想,与诗一起寄章士钊。这些诗和杨氏所写《事略》于1914年发表在章士钊主编的《甲寅》杂志第一卷第三、四号。
  武昌起义 ,力助舆论
  杨毓麟殉国后两个多月,武昌起义成功,杨昌济一方面为杨毓麟未见革命胜利而痛惜,另一方面则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热烈欢呼。1911年10月21日杨昌济写信致吴稚晖,谈他对革命的感想:
  奉来示并读致行、弱两君书,仰见爱国至诚,远谋硕画,欣慰之至。读今日报,知国民军已获胜利。萨镇冰水师战斗不力,想是意存观望。袁氏要求明年开国会,内阁纯用汉人,已经允诺。然已晚矣。弟在此亦无可为计,惟与行兄商议多发几个电报而已,有相知者告以弟之所见,冀可以少助舆论之势力。
  弟固以先生所论求学百人之一自命者,于政治运动未暇多有所助。先生济时之杰,当此吃紧关头,必能大有所布置。惟贵体恐不宜过劳,尚望为国珍摄自爱,为祷。
  “行、弱两君”,“行”指章士钊(1881―1973),字行严,湖南长沙人。时在英国阿伯丁大学读书。“弱”指吴弱南(1886―1973),安徽省庐江县人,章士钊妻。“国民军已获胜利”,指1911年10月10 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。据吴稚晖《民国前一年日记》1911年10月13日,“得革命消息(实昨日晚报已有)。”“萨镇冰水师战斗不力”, 萨镇冰(1859―1952),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。1909年被委为筹备海军大臣和海军提督。武昌起义后,清廷急调当时在上海的萨镇冰率海军主力舰只西进,配合清军反攻。10月17日,萨镇冰在楚有号军舰望台上,用望远镜观看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铁路线附近的交战。革命军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,附近工人农民冒着枪林弹雨,手执劳动工具,帮助革命军追杀逃敌的情景,让萨镇冰大为惊讶。他对身旁的“楚有号”舰长说:“吾辈自服务军界以来,从未见过如此壮烈的场面,足见清廷失去民心久矣。”他统率的军舰基本处于观战状态,并未积极炮击武汉三镇,迫不得已开炮时也故意打偏。所以杨昌济说他“意存观望”。袁氏,指袁世凯。武昌起义后,1911年10月14日,清廷起用已罢黜两年有余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,袁世凯提了六项条件:第一,明年召开国会,第二组织责任内阁,第三开放党禁,第四,宽容革命党,第五,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,第六,保证粮草的充分供给。信中说“弟在此亦无可为计,惟与行兄(章士钊)商议多发几个电报而已”,这段话实际涉及到长期被淹没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,即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,国际舆论议论纷纷,有同情者,有反对者,也有持中立态度者,于是杨昌济便与章士钊商量,选择那些比较倾向革命的外国舆论翻译寄至于右任主持的《民立报》刊登。对此事,章士钊后来也有回忆:“武汉起义之明日,英伦新闻界中,异议稍起,莫礼逊于克强(黄兴)尤多微词。愚审外邦舆论之力,可左右吾党之大事也。即择其议之袒己者,通电《民立报》,以安吾军心,主旨即在证明革命不足召瓜分之理。自后一日一电,或一日数电,如是者月余,愚发伦敦之电始休。”章氏此论,除了没有讲此事的起始是与杨昌济商议的结果之外,其余都是符合事实的。白吉庵在《章士钊传》中曾引多条《民立报》上当时所刊来自英国�i北淀特电。对于此事,当时《民立报》主编于右任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一次讲演中也提到:“当时《民立报》驻英国的记者就是章行严先生。辛亥革命时,章先生首先打一个电报回来说,英国舆论主张对中国内政不加干涉。当时在国内革命进展上有极大有影响。” ④这个功劳是应该记在杨昌济和章士钊两个人身上的。所谓“先生所论求学百人”是说吴稚晖主张要有一批潜心做学问的书呆子,这一主��很符合杨昌济“自度非破坏才,且志在学问”的一贯主张,所以他在欢呼辛亥革命的同时,又为“于政治运动未暇多有所助”而自谦。
  注释:
  ①《杨昌济集》,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,第28页。
  ②李肖聃:《杨怀中先生遗事》,《杨昌济集》,第1269页。
  ③《杨昌济集》,第642―643页。
  ④转引自白吉庵《章士钊传》,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,第60―61页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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