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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二丁事件”和庄则栋政治沉浮

作者:未知

  “二丁事件”是十年浩劫后期发生的三大“小人物事件”之一。另两个分别为“张铁生白卷”事件和“小学生日记”事件。三个事件密集发生在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半年之间,均产生很大的社会负面影响。比较而言,“二丁事件”的影响主要集中于体育界而不及另两者。著名乒乓球选手庄则栋的政治跌宕即由此而产生,发人深省。幸运的倒是“二丁事件”中的两个小人物“二丁”,庄则栋的政治沉浮对他们没有多大影响,这也是事后人们对此知之不多的重要原因。如今事件渐行渐远,本文作者采访了主要当事人,或许可以还原这段故事的真相。
  庄则栋撞上“二丁事件”
  1974年2月中旬,庄则栋结束在“中央读书班”的学习回到国家体委,才过了十来天就碰上了“二丁事件”。
  回顾刚刚过去的1973年,是庄则栋政治生涯的“次高点”。他在这年担任了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(以下简称党组)副书记,是相当于副部长的高级职务。此前的60年代,他领略乒坛赛场无限风光,以独特的中近台两面快攻打法横睨群雄,将全国三连冠、世界锦标赛三连冠均收入囊中。从1961年到1971年,以庄则栋为主力的中国乒乓球男队四夺世锦赛男团冠军。1973年秋天,国际乒联永久性授予他一座复制的男单奖杯“圣・勃莱德”。有这个奖杯,他称得上毫无遗憾地向运动员生涯告别了。
  在国际乒联主席伊万斯到北京授予庄则栋复制的“圣・勃莱德”杯之前几天,1973年8月24日至28日,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,庄则栋当选为中央委员,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运动员中当选的第一个中央委员,党内地位超过了在职的体委主任。中国体育系统中,庄则栋亦是唯一的中央委员,一颗政治新星就要冉冉升起。
  担任党组领导职务不久,他参加了于1973年10月6日至1974年2月11日,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期“中央读书班”,编入“地方班”。支部书记由来自天津的孙健担任,班里还有两位来自上海、当时很有些知名度的“造反”人物祝家耀和金祖敏。见到这两个人,庄则栋有些惶恐,因为学习班里像他们这样的几位“学员”靠“造反”起家,对“文革”颇有贡献。而庄则栋本人,“文革”开始的时候还是出名的“保皇派”。偏偏是,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头头年龄和庄则栋接近,彼此间说话多一些,还喜欢和庄则栋在课后挥拍打几下乒乓球。
  这期学习班开班第一课,就是学习毛泽东决心发起“文革”时从韶山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一封信。领袖对夫人的信任,给33岁的庄则栋留下深刻印象。
  1974年1月初,读书班即将结业时,突然发生三件大事;一是八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,为此要求学员安排几天时间学习、讨论毛泽东在对调会上的讲话;二是王洪文提出要增加“文化大革命再教育”的课程,学员也增加了讨论;三是江青突然召集万人大会,进行“批林批孔运动”动员,“中央读书班”学员们也要专题讨论。2月8日,王洪文到读书班接见学员作结业告别,要求学员回去后直接写信向他反映本单位“批林批孔”的情况。
  庄则栋参加这期学习班,以及学习班结束时“批林批孔运动”的掀起,为他种下了悲剧的种子,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涯向庄则栋招手了。
  “文革”开始后的1968年5月12日,国家体委系统由解放军总参军训部实行军管,军管会主任是军训部长曹诚。1971年7月,国家体委结束军管,曹诚回部队任职,原任第38军政委、此时已担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王猛调任国家体委主任。
  王猛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从部队调来的,原国家体委军管会属于总参谋长黄永胜指挥序列,王猛就任后,体委重归国务院领导。
  从1971年7月29日起到年底,江青先后6次参与体育界活动或讲话。从8月31日起,江青把张春桥、姚文元也拉了进来,或一同讲话,或一起�^看表演。此中深意,如江青的多次表白:他们到体委看“表演”,是看“政治球”,或曰看“体育政治”的。从1971年夏天到1973年底,江青对体委主任王猛极力拉拢,不是要王猛陪同参观或看“表演”,就是要王猛陪她看电影,乃至席间要和王猛掰手腕角力等,弄得王猛直生闷气。
  王猛到体委后迅速熟悉工作,大批解放被打压“靠边站”的干部,让他们重新投入工作,实际上否定了“文革”肇始大批干部和著名选手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的做法,引起了江青的不满。王猛初到体委时对江青很尊重,这其中自然包含对领袖的忠诚。但到后来,王猛越来越觉得江青的行为不得体,而且对江青总是和周恩来闹别扭很有意见,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躲避江青。
  庄则栋从第二期“中央读书班”学习归来不过十来天的时候,发生了内蒙古乒乓球队的“二丁事件”。“二丁”是一对丁姓兄妹,哥哥丁立春、妹妹丁桂荣都是内蒙古乒乓球队选手,分别出生于1946年和1948年,当时年龄27岁和25岁,就要退役了,丁立春希望留队当教练,但球队主教练李岩毅认为教练员位置上已经有人,此事需仔细商量。丁立春留队心切,抓住了球队的一次差错,和妹妹联名写信给国家体委领导。
  原来,在年前的全国少年比赛报名时,内蒙古队希望争得好名次,报上了两个稍有超龄的队员,结果被比赛组委会发现予以制止,内蒙古队马上按照要求改了过来。按说此事已经解决,但丁立春认为事情解决得不彻底,教练员对自己有意见,为此还和队员有肢体冲突厮打。发现自己最初上告没有反应,丁立春和妹妹再次联名写信称内蒙古体委领导搞“锦标主义”,对自己“打击报复”,这就是“二丁事件”。
  王猛对“二丁事件”的处理
  此事本来是球队成员之间的小纠纷,但在“文革”中,两位年轻人把事情上纲上线了,他们写信给刚复刊的《体育报》。1974年2月,报社有人将此事写成内参,呈报“中央文革”领导。(2017年9月26日在呼和浩特访问原内蒙古乒乓球队教练李岩毅的记录。)
  江青正在�l起“批林批孔运动”,想找机会整一整王猛苦于没有把柄,看到内参和信件如获至宝,即于1974年2月21日写了一段批示:“应该责成王猛同志妥善处理。赔礼道歉,医治欧(殴)伤。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的盖子。”
  江青的批示前半段还算就事论事,后半段就很离谱了。她还就此事串通了当时担任党中央副主席的“造反派”大头子王洪文于次日批示:“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。请转王猛同志即办。”
  这两个批示于2月23日送到了王猛手里。看到两位中央领导人的批示,王猛很重视,随即召开党组会议传达。王猛当时还不知道“二丁事件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,就责成体委办公厅副主任郭连刚组成调查小组,立即赶往呼和浩特,先将情况了解清楚,然后再行处理。
  郭连刚是一位“三八式”老革命,山西沁县人,1938年参加革命,1940年入党,1942年进入延安抗大学习。学习结业后到晋冀鲁豫根据地,后来随二野大军进入西南,再后来由重庆调入国家体委,1966年“文革”爆发前担任办公厅副主任,负责行政和经费事务,结果成了办公厅中唯一没有被“打倒”始终在工作状态的领导。
  他被指定为前往内蒙古调查“二丁事件”小组的负责人,小组还有4人是:《体育报》副总编辑王舜华、编辑曹炎(女)、李明光,还有体委宣传司负责记者联系事务的李秉达。
  行前,王猛将郭连刚叫到自己的办公室,要他阅读此事的内参报告和江青、王洪文的批示,然后交给郭连刚一封手书信件,要他先读一遍,到呼和浩特面交内蒙古党委书记、军区司令员尤太忠。
  郭连刚的记忆很清晰,还记得信的大意是:老尤同志,内蒙古体委对问题虽然已经处理,但有人反映他们对二丁进行打击报复。请老尤同志支持我们的调查组工作。
  王猛在信中称尤太忠为“老尤”,可见他们彼此熟悉。郭连刚领命之后就乘火车前往呼和浩特。(2017年12月15日对郭连刚的访问记录。)
  了解事情经过需要一个过程。当时从北京到呼市乘火车要将近一整天,再快的调查,加上路途往返,起码五六天时间,何况是江青、王洪文批下的东西,调查组哪里敢马虎。没想到王洪文等不及了,派秘书廖祖康于2月26日来到体委,先是找到体委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询问,王洪文、江青的批示已经4天过去了,“王猛扣住中央首长的批示不向群众传达,不贯彻落实,这是什么问题?这里一定有鬼”。
  体委的造反派自王猛上任以后,眼看着老干部一个个恢复工作,运动员恢复训练,“文革”的地盘一步步被侵削,正心里着急,得到王洪文大秘书发出的信息,自以为得风气之先,立即鼓动起来,纷纷贴出大字报责问王猛,说他扣押中央领导批示是何居心?为什么不向群众传达?鬼在哪里?
  庄则栋承担责任说清楚,突然变卦
  面对乱局,王猛于3月5日召开党组会议商量。他向与会者说明,中央首长的批示是批给我的,当然由我马上来处理,首先是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,现在郭连刚率领调查组已经去了呼市。事情真相没有弄清楚之前,没有必要开大会传达,所以也根本不存在什么“扣押”。但是现在有些人不相信,认为这里有鬼,闹了起来,怎么办?
  党组成员在讨论中认为,既然群众已经闹了起来,又有上面来人催问,那就开大会向大家讲清楚,这样比较稳妥。
  王猛接受大家的意见,说好,那就在明天开会,我来把事情经过说一下。但是,他只能把派出调查组去内蒙古的事情说一下,因为调查组多方取证调查,已经缠在呼市了。
  原来,调查组一到呼市火车站,就见到站台上有人打着一个招牌迎接,那牌子上写着:接江青同志派来的调查组。
  郭连刚下车以后就对举牌子的人说,对不起啊,我们不是江青同志派来的,我们是国家体委王猛同志派来的,调查内蒙体委的情况。
  随后,郭连刚面见主持内蒙古工作的尤太忠,送交了王猛的信。
  尤太忠看了王猛的亲笔信以后,没有任何包庇内蒙古体委的意思。他说,我知道了,反映问题是好的,有问题,处理也是应该的,而且要严肃处理。我支持你们去认真调查。
  看到内蒙古一把手这样重视,调查组的行动更加谨慎,连续不断地找当事人谈话,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,也就不能向王猛详细汇报,只告诉他已经面交了给尤太忠的信。
  因此,王猛要召开国家体委干部大会传达有关“二丁事件”的情况,也只能是概略的,点到调查部署而已,内容有限。
  党组会议开到这时,在座的党组副组长庄则栋主动说,为两个乒乓球选手的事情,主任要出面说一下当然好,我觉得还不如由我来出面向大家讲一讲更好。因为我不是当事人,却是乒乓球队里出来的,我来讲这件事大家更容易接受。
  王猛一听很受感动,欣然接受。党组成员也一致认为由新任中央委员庄则栋出面讲话效果更好。当时在一边作会议记录的党组秘书王鼎华听了也在心里叫好,觉得:“小庄真棒,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,敢于承担,果然是大大进步了。”原来,王鼎华自1960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就到北京《体育报》当记者,经常采访中国乒乓球队,对庄则栋的成长过程很熟悉,和庄则栋也很谈得来。
  当时的庄则栋确实支持王猛工作,会议结束时表示自己要赶紧回办公室准备一下明天上午的讲话内容。
  第二天早晨,王鼎华拿着笔记本早早来到国家体委体育科研所4楼报告厅,到早晨8:30,报告厅里已经坐满。王猛主持开会,告诉大家,注意到各单位对中央领导批示的反应,所以开这个会。本来嘛,应该等到调查小组从呼市回来,把情况弄明白了再开会更合适,现在因为大家迫切想知道,体委是怎么落实领导批示的,所以今天就开会把情况告诉大家。   王猛宣布,现在就请庄则栋同志代表党组,传达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的情况。于是,庄则栋上台发言了。
  谁也没有想到,庄则栋语出惊人,他说:“王猛,这4天的情况,是你的事,应该由你来讲。江青同志、洪文同志的批示是给你的,你必须向群众做出交代,用不着我来讲。”当时王鼎华就坐在第一排,正和庄则栋面对面,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身为党组秘书,昨天庄则栋的发言,他记录得清清楚楚,怎么一夜就变了?而且,平日里庄则栋对王猛非常尊重,一口一个“主任”,姓氏都不称,如今大庭广众之间直呼其名,气势汹汹,一副对立的样子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把他弄糊涂了。(2017年10月在北京对王鼎华的访问记录)
  原来江青和庄则栋直接连线了
  两年半之后,“四人帮”倒台,一损俱损,庄则栋即被隔离审查,这才真相大白。
  据国家体委原政策法规司司长王鼎华先生描述:原来,3月5日白天的事务散去,庄则栋回到自己的小宿舍――运动员大楼411室,正要准备明天的“说明白”讲话,突然有人敲门,进来的是两位体委“造反派”头头,一人姓李,一人姓张。正是他们直接从王洪文秘书廖祖康处获得了江青、王洪文的批示内容,是廖祖康煽风点火的对象。眼下他们听说明天小庄要出面“说清楚”,于是上门向庄则栋点拨不要上当,斗争形势很复杂,不要出来替王猛讲话,既然是江青同志作的批示,应该直接请示江青同志。
  庄则栋一听,觉得有道理,因为他没有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明白。好在现在已经可以动用国家体委的“红机子”直通枢密了,他立即拨通了江青办公室的电话,得到答复说请马上到钓鱼台来。此时已是3月6日凌晨,庄则栋跳上小轿车驶进了钓鱼台,只见王洪文也在江青处等待。江青对庄则栋说:小庄,你刚才给我打电话,我正准备吃安眠药睡觉。听说你有急事,我推迟了睡觉时间。今后你什么时候来找我,我就什么时候见你。庄则栋一听,马上把体委党组会议上的事情一说。江青明确答复:你别上他的当,王猛是想把你推向第一线,是很狡猾的。江青指示庄则栋下一步的行动:今天上午的会你去参加,你跟他(王猛)说:“这是一位副主席、一位政治局委员批给你的,对这4天的问题,你向群众交代,我不管。”把皮球给踢回去。江青还对庄则栋说,王猛在十次路线斗争中是有问题的。他和林彪的关系不清,屁股不干净,有些言行他没有交代。这个人太可恶了,你要发动群众大揭大批。王洪文也说,现在你赶紧回去,我们支持你,以后有什么事就来找我们。
  于是庄则栋匆匆赶回体委。人之生涯,高尚和猥琐、黎明和黑暗之间,有时只有一线之隔,这在庄则栋的政治生涯中即有真切反映。当庄则栋在3月6日凌晨离开钓鱼台的时候,他和几个小时之前的庄则栋,已经判若两人。
  接着就发生了在3月6日体委大会上他对王猛主任的当面斥责。
  王猛临危不惧,小庄再次低头
  面对庄则栋突然反水,会场上惊倒一片。54岁的王猛面对突然袭击,表现出久经战阵的将军气度,沉稳地站出来将事情原委说了一遍,强调说明,就此事已经派出调查组,现在他们正在呼市调查,还没有报告结果。一番话说完,台下没有了声音。
  显然是为了打破僵局,庄则栋又突然发话:“王猛,你跟林彪是什么关系?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出来?”这几句,都是江青教的。王猛不动声色地回答,我和林彪没有什么关系,过去并不认识。到了这时,庄则栋没词儿了,会议也就结束了。王猛非常生气,但他知道这个变故后面必有文章,否则庄则栋不会这样做。庄则栋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好。他心里明白,在大会上突然反水袭击,肯定已经和王猛完全对立,没有回旋余地了。
  江青和王洪文预知这个结果,于十多小时后的3月7日凌晨召见庄则栋。这回,江青不再文绉绉说话了,当着庄则栋的面大骂:“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,王猛你猛不了了,天马行空,独往不能独来。”“毒蛇是先咬人的,你咬了我一口,我一定要咬你。”庄则栋请示:“王猛态度很硬。我们攻他什么呢?”
  其实江青并不掌握什么材料,她只是鼓励乒乓球冠军:“你不要怕嘛,我给你提供炮弹。”她指示庄则栋,“让别人出面,问他给林彪送了什么礼?”江青说:王猛去(体委)不得力,他后面的人也不好。庄则栋说,王猛来体委是周总理亲自点的名,从38军调来的。江青马上说:“王猛一点也不懂体育,这样的干部也能调到体委去?”
  这时庄则栋突然想起,近日周恩来总理对王猛将出访西德有个批示,而且就在他的文件包里,他马上拿出来给江青看了。原来,这是3月5日国家体委和外交部会签的《关于王猛同志应邀回访西德的请示报告》,周恩来同意王猛出国,批示:“请王猛同志在国家体委的批林批孔运动中,采取积极提倡和欢迎群众批判自己的认真、严格、热情的态度,才可把体委的运动发动起来。”周恩来并不知道“二丁事件”,他的批语是要和江青推动的“批林批孔”相呼应一下。
  江青不肯让王猛此时出国,立即让王洪文要通周恩来的电话,明确要求周恩来改写批示。江青叮嘱王洪文:“你问问他准备怎么写?写好了我们还要看一看。”王洪文放下电话不一会儿,江青处的电话又响了,秘书报告是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到这里找庄则栋,显然是已经打电话到体委找过了。
  庄则栋要接电话,被江青制止。她对王洪文说:“告诉他,庄则栋没有来过我们这里,打电话到体委去找。”她扭头又对庄则栋说:“快回去,别说你到过我们这里。你接到总理的电话,把他对你说的话记下来,一个字也不要漏,然后打电话告诉我们。”
  结果,庄则栋马上回到体委去,和周恩来通了电话,说眼下王猛不宜出国访问。庄则栋是得到江青、王洪文授意的,否则哪里敢打这个电话。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。在这个背景下,已经抱病在身的周恩来退让了,当即亲笔给王猛、庄则栋写了一封信:
  王猛、庄则栋同志:
  听说体委动员批林批孔的大会正在开,如果王猛同志今晨将我在一个要出国的文件上,写给你们几句希望的话念给大家听,大家会问,下文如何?我就请你们代答,如果在批林批孔运动中,大揭大批、批深批透,批得王猛同志来不及出国,那也不要紧,可换别人去。我方才把这几句话的内容从电话中告诉了庄则栋同志,现在以书面补告。
  即致
  敬礼!
  周恩来
  1974年3月6日4时
  实际上,这个短信是3月7日写的,取代前一个批示。即便是让步,周恩来的信也写得婉转周全,不露破绽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,庄则栋铸下大错。他不仅被江青、王洪文指挥得团团转,对王猛背信弃义地横加指责,而且对周恩来总理撒了谎。正因为他对周恩来撒了谎,隐瞒了他在江青和王洪文处的活动,后来他在家中无意间说起此事,引起妻子鲍蕙荞极大不满,两人之间产生隔阂。后来,这个隔阂演化为感情的冰河,两人最终劳燕分飞。
  郭连刚小组的调查,在尤太忠直接帮助下进行。尤太忠本人也来到调查座谈现场,听取乒乓球队领队、教练,涉事选手的陈述。他们弄清了事情原委,�J为是队内成员间的小纠纷,与“阶级斗争”无关。但为了应付“批示”,调查组责令当事教练检讨,然后调离教练岗位。即便是“调离”,也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加以保护的结果。时任区党委副书记的王铎在“调查”进入尾声时亲自打电话给李岩毅说:“对调查你不要再说什么,先离开球队躲一躲。”
  两位丁姓兄妹,因为到龄就退役了。实际上,正是这样的措施保护了“二丁”和主教练。两年后“文革”结束,李岩毅重回教练岗位,“二丁”兄妹逐渐以教授乒乓球为业,过着可称宽裕的生活,和教练重归于好。
  郭连刚在呼市调查和处理“二丁事件”,整整花了3个多月时间,待他们回到北京,王猛已经“靠边站”了,不久调离体委回军队工作。
  国家体委主任则由庄则栋取代,这正是庄则栋悲剧之所在。他政治生命的跌宕悲剧,就是在1974年3月5日至7日的两天里拉开序幕的。这位乒乓球世界冠军的自负和冲动、对极左思想的追随和推行,使他在悲剧道路上渐行渐远。
  (2018年3月于北京)
  注:本文作者采访了前任国家体委政策法规司司长王鼎华先生,采用了他提供的历史资料;还采访了郭连刚、李岩毅先生,采用了他们回忆口述资料,在此衷心感谢!
  (作者为《人民日报》海外版原副总编辑)责任编辑 崖丽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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